艾滋病实名制检测前不妨先行“民调” 是跟风还是决策(2)

　　“携带了艾滋病病毒之后，就可能通过不洁性行为或其他方式感染其他人，这是事实。但在这种情况下，是照顾感染者的隐私，还是控制疫情、保护公众健康呢?”一味的强调“实名制”，会不会“适得其反”?反而更至公众于“无形”的危险之中呢?笔者存在一定的疑虑。

　　　尽管《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查稿）》中也明文写道“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公开艾滋病感染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可在医患关系不容乐观的普遍环境之下，如果说医患信任机制的缺失是大概率事件，那仅仅凭借着一纸“草案” 就想让患者放心就是小概率事件。一纸“草案”也不可能让患者找到安全感、归属感。

　　进一步讲，如果公众都能够客观、科学的认识艾滋病，以理解、宽容的心善待艾滋病患者。那么，有了这个“前提条件”，实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也未尝不可。可如今问题的关键是，艾滋病备受多数人误解和歧视，现实中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排斥性自不待言。由此笔者看来，各项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就实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未免有些冒失和草率，一旦实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患者宁愿选择到小作坊式的民间检测机构去检测或者自暴自弃放弃检测，隐瞒病情也并不无可能。

　　反观近些年来人们对实名制的开发可谓是“空前”，上网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菜刀实名制、博客实名制、避孕药实名制等等，颇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意味。而就具体问题言，实名制到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还需冷静、理性的评估和权衡。